中国殷商时已开始在竹木简上写文字，《尚书》的《多士》篇里说：“惟殷先人，有册有典。”“册”的古文字就像两根带子缚了一排竹木简，“典”则像以手持册或将册放在几案上面。但这种典册在殷商时仍不是书，而只是诏令之类的文字，保存起来犹如后世之所谓档案。到西周、春秋时，档案留下来的就更多了。

西周、春秋时人做了不少四言诗，草拟了贵族间各种礼仪的节目单或细则；还有周人用蓍草占卦的卦辞、爻辞；春秋时诸侯国按年月日写下来的大事记即“春秋”或“史记”。这些，都归祝、史们掌管。其中除大事记是后来史书的雏形外，其余所有的仍都没有编成书，只能算档案，或称之为文献。到春秋末战国初，学术文化从祝、史手里解放出来，孔子以及战国时的学者才把积累的档案文献编成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等教材，作哲理化的讲解。这些教材叫做“经”，讲解经的记录编写后叫做“传”或“说”，经、传、说以外的记载叫做“记”。

所谓通释语义的专著，是对随文释义的注疏说的。两者都是释义的书，但所释的义和释义的方法却都有些不同。后者所释的义被局限在某种语言环境中，即只是某一词语在某一书或某一句中的意义，它和这个词语在别的书或别的句中的含义一定相同。就释义的方法来说，注疏的释义是随文而释，不必考虑这个词语在别的书或别的句中所含的各种不同的意义。

通释语义的专著在我国是很多的，按其内容看可分为专释语义、音义兼注、形音义合解三大类。此种专著中多为工具书。从一部古书中挖掘出更多的精华，为后人易读易懂，是历代学者所付出的辛勤劳动。古人曾说，著书难，注书更难。因为注释者必须对一字一事追本溯源，多方考察，具有博大精深的学识，饱览群书的阅历，探微究疑的钻研精神。他们所费的功夫要超出作者好几倍，有的为此倾注了毕生的精力。郦道元为注《水经》，跋山涉水、考异辨难，订正讹误，使《水经》这部书焕然生色，而《水经注》本身也成为规模更为宏大的科学著作，这已经超出注释的范围了。